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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身宽短，本部宽大呈三角形，锋锐利，长方形内，内上有一圆孔，内端下角做成一小缺口形尖齿。援两面饰同样的双头蜈蚣纹，体厚重而精致，地方性特征明显。此戈棱角分明，上下刃砍砸痕迹比较明显，体厚质精，不仅表明其具有使用功效，还显示出制造者对其的重视。其上逼真细致的双头蜈蚣纹及精美的制作，反映出其可能并非用于日常作战，而是作为行刑或砍杀特殊人物的刑具。三角援青铜戈出现于商代中期，流行于商晚期及西周早期。

一、商双头蜈蚣戈

戈是一种勾兵。《释名·释兵》记载：“戈，勾孑戟也。戈，过也；所刺捣则决过，所钩引则制之弗得过也。”在殷周时代，戈是车战主要的格斗武器，兵车上的必备附属物。根据其柲长短分为“车戈”“徒戈”。到商代后期，它不仅仅作为实用器，有时还被用作礼器和明器。商双头蜈蚣戈1964年出土于五郎镇五郎村，通长24.1厘米，内长7.5厘米，内宽5.8～6.8厘米，重460克。

最早形态的三角援戈为盘龙城中商晚段墓葬所出，商双头蜈蚣戈应是从三家庄M1∶4发展而来的，城洋三角援戈绝大多数与安阳地区晚商三、四期出土三角援戈形制接近，因此断代也应为殷墟三期左右。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戈装柲后全长0.8～1米，宝鸡国墓地出土的三角援戈多放置在棺盖或置于棺内墓主头侧、腹侧，证明戈主要用于徒兵交战，即为“徒戈”。城洋出土的三角援戈援短宽，前锋尖锐双刃明显，适合啄击和劈砍，不适用勾杀。109件戈中三角援戈高达85件，占比78%，其数量远超其他地区墓葬。由此分析，城洋三角援戈来自中原，因城洋山地、丘陵、平原交错分布的复杂地形适合步兵作战而加以改进生产，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主打兵器。经汉水流域传播至川西平原后，因其功用适应当地地理环境受到重视，被巴蜀文化继承，新繁水观音遗址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代表的文化中均以三角援戈为主流兵器。从后期安康、川西平原、国墓地等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城洋青铜兵器惊人的相似之处来看，城洋青铜兵器鲜明的特点对周边地区均有较为深刻的影响。

二、商青铜人面

铺首面具又称“假面”，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和狩猎、战争、巫术、祭祀、丧葬、乐舞等有着密切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形象逼真、大小各异、功能不同的面具就出现在世界各地。殷商时期的巫术活动成为统治者稳定政治的主要手段，其使用的青铜面具作为重要道具，成为商代巫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商青铜人面铺首1976年采集于宝山镇苏村，高15.5厘米，宽16.3厘米，重0.362千克。形似人面，眼睛周围微凹陷，近似心形图案，眼睛中部眼球位置凸起，中有圆孔，鼻子凸起有两鼻孔。两耳菱形，耳朵中部有穿，嘴部镂空咧嘴露齿，上下牙齿排列整齐，有隙。正面外凸，背面内凹，胎壁较厚，牙齿处露铜，器型独特。城固出土的青铜面具共计48件，其中兽面27件、人面21件，是目前国内发现青铜面具最多的地方，作为参考的与面具同时出土的方罍、尊、鼎等根据其风格形制认定与妇好墓同期，因此商青铜人面铺首也应为殷墟二期或略晚。

此人面制作比较精良，其形象特点与殷墟早、中期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双面神人头像几乎毫无二致，不同的是后者是人面、兽面结合体，多了双角、獠牙、圆管和方銎。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羊角兽面和城固出土的瓿肩上的兽首十分相似，直内戈与城固的直内有胡戈形制相似，这些都说明两地存在着文化交流l。与城固青铜面具造型最相似、关系最紧密的是相当于殷墟四期的陕西老牛坡遗址Ⅲ区出土的面具，后者人面尺寸小于前者，且数量不多，不属于自身传统器类，其年代又晚于前者，应是在城洋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m。从以上分析看来，当时城固不仅横向扩大文化交流的网络，还纵向吸收不同文化进行独特创造，最终形成其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充分展现出城固礼制文化的多样性。

三、商青铜锯齿镰形器

商青铜锯齿镰形器1980年采集于龙头镇龙头街，外弧长54.3厘米，宽2.6～5.9厘米，銎深4.5厘米，重0.69千克。弯如镰刀，身中有脊棱一道；双面刃，近刃沿处各有一道窄棱，刃不甚锋利；器后端有断面作椭圆形的銎，銎外两侧有单齿，弧出的一侧布满如锯齿状的短齿。造型独特极富特征，仅城洋青铜器群得见出土。城固出土的镰形器集中在龙头和湑水两地，共计76件，形制基本相同，皆为弯形，弯之弧度有别，个别在弧出一侧有锯齿，銎外两侧多有单齿或双齿，长短亦有不同，最长的有56.1厘米，最短的只有23.8厘米。从外形来说，其造型虽形似镰刀且有刃，但銎孔浅而小，且刃的边缘并不锋利，无法起到像其他兵器一样插入木柄，进行对敌的砍割或者勾杀之用途。李学勤先生认为“像乐舞时所执用的羽”n。那么其为一种象征性器物用于仪仗或者祭祀的可能性较兵器更大。从化学成分来说，城洋青铜器群出土的兵器大多制作精良，部分样品含高放射成因铅成分较高，品质好，杀伤力大。而镰形器送检样品的成分则是纯铜，其夹杂物为铜铁氧化物，与青铜合金完全不同。

纯铜很容易出现浇不足的现象，这些镰形器中很多铸造工艺粗鄙，常见因浇不足而形成的孔洞，极有可能成分都为纯铜。这些极具特色的镰形器不具备实用性，那最大的用途只能是作为仪仗或者宗教场合祭祀使用。从与城洋青铜器群有所关联的盘龙城、殷墟、二里岗的青铜器成分分析来看，由于商早期锡资源稀缺，二里岗和殷墟此类都城，特别是贵族墓葬中锡青铜占主导地位，纯铜器特别是纯铜容器极为稀少。到殷墟三期，由于大量铸造高锡青铜，导致铜缺锡贵，推动了铅的冶炼和使用，铅青铜礼器逐年增加，而且出现纯铅武器p。盘龙城由于只是地方都邑，其铜器均含铅量较高。城洋青铜器的成分和此类地区相比，既有相似也有特异。其特异之处就在于纯铜器物占比较高，且此类器物不见于他处，极有可能是本地铸造。金正耀等学者认为，根据城洋青铜器绝大多数含高放射成因铅结果来看，商代自二里岗时期直至殷墟晚期，四川盆地交通中原腹地的通道，除了南路之外，可能还有一条“北路”，其开通经营应该与西南金属资源有关，也是商文明进入四川的两条主要通道之一。

虽然尚未有明确资料说明汉中地区金属原料产地和贸易情况，也没有青铜铸造作坊的发现，但从青铜器铸造水平参差和成分驳杂看来，城洋青铜器的来源不是单一的。它究竟属于哪个族群，又是在何种场合如何使用，到底和中原以及西南边陲地区之间有怎样的互动交流，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寻。